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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一些媒体一直咬住“雾霾中国元凶论”死死不放，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让中国“负起责任”，这也反映出韩国舆论中的“救世主”心态。韩国人的“救世主”心态，很容易让人想起韩国的传教士。韩国在海外传教力量仅次于美国，甚至狂热到前往阿富汗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传教。2007年7月，23名韩国籍基督教传教士及志愿者被塔利班成员挟持，并有人质被杀害。2017年6月，两名中国公民在南亚国家参与以韩国人为首的传教活动时不幸遇难。尽管如此，韩国教会仍有一个雄心勃勃的“2030计划”：2030年韩国将拥有46万名海外传教士。

类似“甩锅”或把自己视为“受害者”的现象，在韩国还有不少。对中国因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韩国媒体很喜欢“批评与监督”，但当韩国去年出现“垃圾围城”问题时，不少媒体又怪罪是中国的“洋垃圾禁令”让韩国陷入慌乱之中，因为“韩国原本近90%销往中国的废塑料、废纸等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堆积成山”。去年5月，韩国群山市的通用汽车厂正式停产，有韩国媒体就说这一“悲剧”与中国有关，因为“上海通用成为通用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中轴’，韩国通用工厂的地位因此下降，最终导致停产”。

这一转变还极大地扩大了税收范围，从理论上讲为政府提供了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以促进经济转型的资源。据报道，为了加快印度的转型速度，莫迪于两年前推出了全国性的商品和服务税，以取代混杂的地方税。莫迪还于2016年在一夜之间废除了价值接近流通货币总价值90%的纸币，目的是减少逃税和官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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